在近代以来的中国对外经贸争端中，美国扮演了举足轻重的角色，历时百年之久，跨越新中国成立和改革开放前后。而且，美国挑起对华贸易争端浪潮通常都与其时美国经济、外交战略变动紧密相关。

《购银法案》终结“黄金十年”

历数中国近现代史上遭遇的多次经贸争端，对中国经济社会创痛最深者，莫过于美国政府于1934年制定并实施的《购银法案》（TheSilverPurchaseAct）。在中国这个当时世界上硕果仅存的银本位大国，这部要求美国政府持续高价收购白银的法案引发了白银流失狂潮和全面通货紧缩，结束了南京国民政府建立后的所谓“黄金十年”，终结了自明代以来沿用近400年的银本位制度，摧毁了当时中国的财政金融体系，为20世纪40年代中国市场天文数字的通货膨胀扫清了道路，却没能起到该法案倡导者所声称的“保护美国白银生产部门”的作用，反而使大规模向美国武装走私白银、攫取美国持续高价收购白银暴利的日本军阀成为最大受益者。

从当时美国整个经济外交战略来看，《购银法案》是美国国会1930年5月通过《斯穆特—霍利关税法》以来贸易保护主义倾向的深化。《斯穆特—霍利关税法》一举提高了890种商品的进口税率，引爆了以加征关税为主要内容的全球性贸易战，45个国家为此提高关税以报复美国。但由于白银持续流入中国这个当时唯一的银本位大国，中国东南沿海部分口岸城市得以在世界性通货紧缩浪潮中享受通货膨胀驱动下的繁荣。然而，《购银法案》敲响了这一“繁荣”的丧钟，把中国东南沿海口岸城市彻底拖入1929年以来席卷资本主义世界的经济危机的深渊。

改革开放之初缠斗纺织品

新中国成立后，在近30年的计划经济体制下，基本上没有发生旨在争夺中国内部市场的贸易战，因为进口是按照计划执行的；加之现实中的社会主义计划经济国家普遍遭受控制主流国际市场的西方国家种种贸易禁运、制裁措施的摧残，国内出口贸易并不发达，基本上也很少遭遇旨在争夺国际市场的贸易战。日益常见的贸易战是与改革开放相伴相生的产物，而揭开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对外贸易战大幕的正是美国。

1979年7月，中美两国签署中美贸易关系协定，建立正常经贸关系；同年，美国便单方面宣布对中国七大类出口纺织品实行限额。1983年，中美两国走到了爆发贸易战的地步——由于美方在纺织品贸易协定谈判中要求降低中国大陆的配额年增长率，中方理所当然不愿作出单方面让步，美国在谈判破裂后单方面宣布对中国纺织品实施新配额，中国则宣布减少或终止购买美国棉花、化纤和大豆。尽管双方最终于1983年9月达成了第二个纺织品贸易协定，但中美贸易摩擦的帷幕也就此全面拉开了。

在1982年9月举行的中共十二大上，邓小平同志在开幕词中铿锵有力地说出，“任何外国不要指望中国做他们的附庸，不要指望中国会吞下损害我国利益的苦果”；由于彼时正值美国挑起的纺织品贸易争端一步步迈向贸易战的升级时段，鉴于对美贸易在当时中国外贸中的分量，小平同志所说的“损害我国利益的苦果”毫无疑问也包括美国主动寻衅挑起贸易战损害中国对外经贸利益。当时，中国虽然已经初步建立了大体完整的工业体系，但整体经济实力与美国差距悬殊——1980～1983年，以美元现价计算的名义GDP，美国相当于中国的倍数依次为9.4倍、11.0倍、11.7倍和11.8倍。由于小平同志等老一辈领导人维护中国合法权益的意志坚定不移，中国政府在这场贸易战中得以采取果断措施，最终签署了比较合理的新纺织品贸易协定，为此后中国纺织业发展、外贸发展

创造了较好环境，更为今日应对美方强加的史诗级贸易战树立了典范。小平同志坚决维护中国权益与推进改革开放并行不悖的做法，也给我们许多启示。

“外贸奇迹”造成“怀璧其罪”

以1979年～1983年中美纺织品贸易战为开端，中国在不太长的时间里就跃居全世界贸易保护主义最大受害者，“蝉联”全世界反倾销、反补贴等贸易救济措施最大目标国，至今已逾30年。美国长期又是对中国发起贸易争端最频繁、最激烈、规模最大的国家，直至当下，这场贸易战一举将全球贸易史上双边贸易争端涉案贸易额纪录提高10倍以上。倘若美国总统特朗普如其言之凿凿所威胁的那样，向中国全部对美出口商品都额外加征关税，那么这项历史纪录将提高百倍以上，由此创造的新纪录预计在本世纪内无望打破。即使在成功应对结束了这场贸易战之后，在可预见的未来，中国与其他国家，特别是与美国的形形色色的贸易战也不会断绝。昔日北美印第安部落“与狼共舞”，我们则要与贸易战共舞。

为什么？原因来自中美两个方面。在中国方面，木秀于林，风必摧之；堆出于岸，流必湍之。只要中国经济贸易成长业绩优良，贸易摩擦压力就注定将如影随形，而且是来自各个国家，不仅仅是西方国家。毕竟，在经济成长的“中国奇迹”中，“外贸奇迹”堪称最辉煌篇章。

根据联合国贸发会议统计数据，在新中国成立前夕的1948年，中国出口占全球出口总额比重仅有0.89%，而同年美国这项指标高达21.59%，同为发展中国家的印度这项指标也有2.21%。改革开放前，中国虽然初步建立了基本完整的工业体系，外贸绝对规模大幅增长，外贸商品结构实现了工业制成品占比大幅度提升的优化，但由于从新中国成立伊始就开始遭受西方阵营长期全面贸易禁运，“巴统”对华贸易禁运清单货品量竟然是对苏禁运清单的两倍。后来此单又被苏联东欧阵营如法炮制，加之国内体制因素，中国外贸总量在全球贸易中所占份额提高甚微，甚至有所下降。1978年全面启动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外贸增长速度持续高于经济增速，在全球贸易中所占份额持续大幅度提升。

至1981年，中国出口占全球出口总额比重突破1%从而达到1.09%。到2015年，中国这项指标达到13.76%，为近代以来最高峰。2016（13.09%）和2017（12.77%）两年，中国这项指标虽然略有下降，但仍然遥遥领先于世界其他国家。虽然中国名义GDP总量与美国之间仍然存在近60%的差距，但货物贸易出口已经连续数年位居世界之冠，并在可预见的未来仍将长期保持这一地位。进一步对比分析中美两国出口占全球出口总额比重指标可以看到，目前中国这一指标基本上相当于美国在二战之后和平年代鼎盛时期的水平。

正是基于中国外贸的上述成就和中国外贸对中国经济发展的全方位贡献，中国被国际社会公认为近30年来经济全球化的最大赢家，“外贸奇迹”也堪称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奇迹”之最辉煌篇章。既然取得了这样的成就，那么为此遭受一些贸易战压力，对于我们这样一个大国而言，又算得了什么呢？

贸易收支逆转改变美贸易政策取向

在美国方面，频发贸易战的根本原因在于贸易逆差等宏观经济失衡问题日益加剧，不仅导致其与各贸易伙伴之间的经济利益争端越发凸显，更进而加剧了美国这个守成霸权国对中国这个新兴大国防范与遏制之心。

二战之后初期，顺差是美国货物贸易收支的常态。1968年之前，仅1959年一年出现过6.01亿美元逆差，其余历年均为顺差。1968、1969连续两年，美国货物贸易分别逆差12.87亿美元、9.80亿美元，1970年顺差7.97亿美元，1971年逆差47.93亿美元，1972年货物贸易逆差翻番至96.63亿美元，逆差从此成为美国货物贸易收支的常态。1971～2017年，除1975年一年顺差29.75亿美元之外，其余历年均为逆差，且总体趋势是逆差日益扩大，1974年首次突破百亿美元达到110.41亿美元，1984年首次突破千亿美元达到1224亿美元，2006年达到迄今年度货物贸易逆差最高峰8921亿美元，2017年为8628亿美元。

贸易收支逆转改变了美国贸易政策的取向。不可否认，尽管有贸易保护主义的“前科”，但二战后初期美国仍充当了全球贸易自由化的领头羊，在此前60年里主导制定了75%以上的现行国际贸易规则。美国本国的关税率从大萧条时期的40%～50%降至平均4%左右。直到20世纪70年代前夕，美国政府贸易政策的基调始终是“自由贸易”。然而，随着货物贸易逆差从20世纪70年代初开始成为常态，美国贸易政策发生了实质性转变，美国人将与日俱增的贸易逆差归咎于外国对美国货物和劳务采取了所谓“不正当竞争手法”，“公平贸易”的旗帜开始飘扬在白宫和国会山上。

早在1978年1月19日，时任美国总统卡特就在他的第一篇国情咨文中提出：“自由贸易也必须是公平的贸易。”1985年9月23日，时任美国总统里根在《贸易政策行动计划》中正式提出“自由和公平贸易”的概念，并组成以商务部长为首的贸易反击小组，规定其任务是查明和制止外国的“不公平贸易行为”，成为美国实践公平贸易政策之滥觞。此后美国国会相继通过的《贸易与国际经济政策改良法案》（1986年）、《1988年综合贸易与竞争力法》（TheOmnibusTrade&CompetitivenessAct）进一步强化了美国贸易政策转向“公平贸易”的趋势。后冷战时代上台的克林顿政府更前所未有地把“经济安全”作为外交政策的首要目标，公开宣称：“……经济增长前所未有地依赖开辟新的国外市场和扩大世界贸易量。因此，我们在国际市场上坚持把进行公平贸易作为扩大贸易的国家经济战略的一部分”，从而彻底完成了美国贸易政策从自由贸易向“公平贸易”的转变。此后，历经小布什、奥巴马两位总统，通过同时向全世界几乎所有主要经济体贸易开战，特朗普将美国的“公平贸易”政策实践推向了新高峰，而且首次在美国国家安全战略报告中将“经济安全”纳入“国家安全”范畴。

所谓“公平贸易”政策，其基本观点是认为美国市场开放度远远高于别国，别国借此一方面广泛运用倾销、出口补贴等不正当竞争手段挤占美国市场，另一方面筑起重重壁垒，将美国商品、服务和资本拒之门外，致使美国贸易逆差居高不下。其主旨是一方面调整国内经济产业，从根本上增强美国经济竞争力；另一方面由政府出面致力于消除贸易伙伴“不正当、不合理、不公平的贸易政策或做法”，为美国商品、服务和资本打开有利可图的海外市场大门。“公平贸易”论的一些论点未必完全没有道理，问题是在美国一贯的单边主义作风之下，别国的措施“公平”与否完全由美国单方面认定，这就使得“公平贸易”政策不能不更多地沦为贸易保护主义者的大棒。

“遏制”策略新阶段激化贸易战

不仅如此，由于山姆大叔是个守成霸权，占据国际经济政治霸主地位已经70余年，因此必然格外警惕防范新兴大国挑战其霸主地位。而中国不仅是新兴大国，而且种族与美国不同，社会制度与美国不同，文化传统与美国不同；相应地，在山姆大叔眼里，中国的挑战也就格外地大，格外需要防范遏制。

美国与中国的种种摩擦、冲突，归根结底是一个守成大国对新兴大国的防范遏制。守成大国遏制新兴大国的传统策略是，首选制造内乱，其次离岸制衡，最终选择是硬实力对抗。其中，制造内乱包括三方面内容：诱导新兴大国内战，扶植“民运”势力开展“和平演变”，以民族宗教问题为突破口制造内乱。离岸制衡策略包括政治军事冷战，如当年美国在亚洲组织所谓“共产主义防波堤”，为此大力扶植日本、韩国、台湾地区等；也包括冷战后的经济制衡，如近20年来西方舆论经常唱多印度、越南经济而唱空中国经济，这在很大程度上其实是一种扶印越抑华的离岸制衡策略。硬实力对抗策略包括军事热战，也包括经济竞争，而经济竞争最直接的表现就是贸易战。

自新中国成立以来，美国对新中国这个新兴大国首先采取了硬实力对抗之热战策略，其结果是朝鲜、越南两场战争的失败，中国则借此一举扭转了自鸦片战争以来的积贫积弱、任人欺辱形象。硬实力对抗之热战策略失败之后，美国遏制中国策略重心随之转向离岸制衡之政治军事冷战，但结果是中国在贸易禁运中自主建成了基本完整的工业体系，而且打破了外交封锁。当贸易和外交封锁策略失败、美国为了对付苏联而不得不转向与中国关系正常化时，美国遏制中国策略的重心随之转向制造内乱策略，但最终失败，反而在很大程度上演变成了中美两国的“自伤性竞争”（即相互竞争的大国领导层虽然明知某些政策措施会从根本上损害本国社会凝聚力和可持续发展潜力，但为了在国际政治斗争中占据某种本质上虚妄的“道义制高点”而竞相采取这类政策措施），导致美国主体民众因遭受逆向歧视而反抗，这才有了政治素人特朗普挟美国主体民众支持而一举实现政治登顶。在这种情况下，美国遏制中国策略的重心不能不转向硬实力对抗之经济竞争策略。中美贸易争端频率加密，烈度上升，其来有自。因此，当前的中美贸易战不是一起事件，而是一个阶段。不仅如此，就当前而言，在近20年来的美国总统中，特朗普最重视重建实体经济部门，其政治基础也最倚重实体经济部门，企图通过贸易保护重建实体经济部门产业链，在对外谈判中也表现出了鲜明的“纽约滩”混出来的“滚刀肉”风格，格外喜欢玩弄充斥恫吓威胁，企图一开始就把谈判对手推向悬崖边缘的“交易的艺术”，所以第一个回合就搞出“对500亿美元进口商品加征关税”的大招，进而又威胁要对5000多亿美元进口中国商品加征关税，这在以前的美国总统中是不可想象的。

特别要注意的是，美国选举年、经济萧条年也是中美贸易战高风险年。今年正值中期选举年，美方对中国发动了这场贸易战；2020年将是美国总统大选年，而且按照美国经济周期运行规律，2020年美国经济很可能再次陷入萧条，甚至再次爆发次贷级金融危机。届时中国是否会再次面临超大规模中美贸易战？届时中国反危机政策调控空间何在？对此，我们更需具有前瞻性。

结束语

贸易战本身不是什么好事，但亦可作为中国经济成就的一个另类证明。以中国之大，宁愿成为贸易摩擦的目标，也不愿沦为别国怜悯、同情、慈善的对象。为避免贸易战，维护和发展中美关系，多年来中国付出了巨大的努力，直到贸易战爆发前的一刻。既然事实已经证明某些事情不以人的善良意愿为转移，那么合理的选择就是挺身迎战。我们既要应对外部压力的挑战，又要把史诗级贸易战和防范系统性金融风险作为一场难得的“压力测试”，发挥我们体制擅长集中力量办大事的优势，以此为切入点推动改革和扩大开放，不断提高我们的效率，自强不息。让我们再次回顾邓小平同志在中共十二大上的这段开幕词：

“中国人民珍惜同其他国家和人民的友谊和合作，更加珍惜自己经过长期奋斗而得来的独立自主权利。任何外国不要指望中国做他们的附庸，不要指望中国会吞下损害我国利益的苦果。我们坚定不移地实行对外开放政策，在平等互利的基础上积极扩大对外交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