商务部发布的数据显示，2017年，我国企业共对“一带一路”沿线的59个国家非金融类直接投资143.6亿美元，同比下降1.2%，占同期总额的12%，较上年提升了3.5个百分点。对“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实施并购62起，投资额88亿美元，同比增长32.5%。推动中国对“一带一路”沿线国家投资的根本动因是什么？如何对资本产生足够的吸引力，使其进入“一带一路”项目中？日前，在广州举行的2018全球治理高层政策论坛上，光大证券中国首席经济学家彭文生详解了中国向“一带一路”沿线国家投资的根本动因。

彭文生认为，推动中国和“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开展合作最基本的要点是劳动力、资本，以及资本和劳动力使用效率。从劳动力方面来看，对比中国适龄劳动力人口和“一带一路”沿线国家适龄劳动力人口，可以发现中国适龄劳动力人口已经达到峰值，未来几年这个数字还会下降，中国正面临劳动力短缺的问题。而“一带一路”沿线国家有很多年轻的劳动力，这些国家面临着如何为富余劳动力提供就业机会的问题。人口的结构也会影响国民储蓄。对比中国和“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具有生产能力的人口与消费人口之间的比例发现，目前中国的生产者数量超过了消费者数量，未来15～20年亦是如此，这意味着中国的高储蓄率状况将持续很多年。由此得出结论：中国有资本，但是会面临劳动力缺口日益加大的问题；“一带一路”沿线国家有很多适龄劳动人口，但是缺乏资金。将两者匹配起来有两种方式：一个是通过人员的流动，另一个是通过资本的流动。人员的跨境流动非常复杂，而资本流动是更现实、更有效的手段。中国对“一带一路”沿线国家进行投资是互惠互利的，这是中国要对“一带一路”沿线国家进行投资的最基本要点。

在资本和劳动力使用效率方面，彭文生表示，影响资本和劳动力利用效率的因素首先是发展的阶段。发展阶段程度较高的国家，资本利用率和人才劳动利用率更高，因此，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之间形成了互补和合作的空间。和世界上人均GDP较高的国家相比，中国仍处在中位，是一个中等收入国家。但中国经济体量和人口数量形成了规模经济效应，这种规模经济效应使得中国能够提升资源利用率。有些在别的国家无法形成的经营模式、商业模式在中国反而能成功，比如高铁。中国已经构建了非常成熟的经济体制，这种成熟的经济体制意味着可以让其他国家从中获益。“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对投资有庞大的需求，如何有足够的吸引力让资本进入“一带一路”项目中？彭文生认为，私有资本不会有那么高的积极性，即便在全球金融危机爆发后，有些发达经济体的利率已经接近于0，甚至达到0的情况下，也没有私营资本涌入基础设施领域。由于投资风险溢价太高，尤其是发展中国家的风险溢价太高，私有资本需要更高的收益去平衡这种风险和收益之间的关系。有时这种高收益反而会成为经济发展的一个障碍。

造成投资风险溢价太高的一部分原因是整个宏观经济波动性过大。“一带一路”沿线国家中60%的国家风险评估、信贷评估比较低，甚至没有被评估，因此，公共领域必须站在前面，成为投资主导者。需要政府所支持的机构率先进入到“一带一路”沿线国家作为投资引领者，或者让长期基金如股权基金率先进入，进而增强“一带一路”项目对于私有资本的吸引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