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前，在世界多国频繁筑起关税壁垒的同时，更具针对性、保护作用亦更为强烈的非关税壁垒不断强化，成为影响中国外贸发展的一大主要障碍。世界范围内贸易摩擦频发，背后的成因是什么？面对贸易壁垒，中国企业又当如何奋起应对？日前，由北京市商务委，京津冀贸促会、国际商会共同主办的“WTO与国际贸易壁垒形势培训会”在京举行，与会人士分析成因，建言献策，为中国企业冲破贸易壁垒指明路径。

贸易壁垒日盛背后成因几何？

在成为世界第一货物贸易大国后，近年来中国面临的贸易壁垒也在日渐增加，不仅连续多年成为遭遇反倾销、反补贴调查最多的国家，技术性贸易措施以及美国“337调查”“特别301调查”等非关税壁垒也在日益高筑。中国遭遇的这股贸易摩擦“逆风”，亦为全球化进程吹来了阴霾。

在北京市商务委，京津冀贸促会、国际商会日前共同主办的“WTO与国际贸易壁垒形势培训会”上，与会人士指出，随着经济转型升级步伐加快、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向前推进，中国与发达国家间的贸易竞争更加激烈，贸易摩擦形势严峻复杂，非关税壁垒对中国的影响正在不断凸显。

仍未退出历史舞台的过时条款

中国已连续21年成为遭遇反倾销调查最多的国家，连续10年成为遭遇反补贴调查最多的国家，贸易摩擦高发已成为中国外贸发展需要直面的新常态。根据商务部此前发布的数据，今年上半年，中国产品共遭遇来自15个国家和地区发起的37起贸易救济调查案件，涉案金额总计53亿美元，仍是全球贸易救济调查的最大目标国。

在多国频繁筑起关税壁垒的同时，更具针对性、保护作用亦更为强烈的非关税壁垒不断强化，成为影响中国外贸发展的另一个主要障碍。其中，美国绕开世贸组织（WTO），频繁依照其陈旧的国内法对华发难，更是令世界“侧目”。

2016年5月26日，美国国际贸易委员会宣布对中国40家企业的输美钢铁产品发起“337调查”，指责中国钢铁企业在美国密谋修改产品价格、控制产量和出口量、非法利用美钢铁公司商业秘密以及使用虚假原产地和生产商标识。中国商务部贸易救济调查局负责人对此作出回应时用“史无前例”“带有明显的贸易保护主义色彩”“只会人为地对正常贸易秩序造成干扰”“坚决利用世贸组织规则维护中国钢铁企业的正当权益”等措辞表达了强烈不满之情和坚决反对之意。

今年8月18日，美国在涉及技术转让、知识产权和创新的领域对中国启动了“301调查”。“301调查”是诞生于冷战时期的美国贸易执法工具，这根生锈的“大棒”在WTO成立之后依然没有退出历史舞台，美国此举即便是在其国内也遭到了不少“嘘声”。美国白宫前贸易顾问、彼得森国际经济研究所高级研究员查德·鲍恩认为，美国政府使用一项过时、单边的美国贸易法条款对华启动“301调查”，其代价是巨大的，只会让中美贸易情况更加糟糕。

技术性贸易壁垒日渐严苛

近年来，灵活多变、名目繁多且日趋严苛的技术性贸易措施也给中国外贸发展带来了较大阻力。

在国家质检总局、国际检验检疫标准与技术法规研究中心SPS研究部主任李建军看来，技术性贸易措施具有两面性。“其合理性体现在保护国家安全、人身健康安全、保护公平贸易、保护生态环境安全等方面，以技术性贸易措施推进技术进步创新。但是，在后金融危机时代，贸易保护主义盛行，越来越多的国家将技术性贸易措施用作贸易保护工具，在市场准入环节对技术标准、劳工标准、绿色标准等方面的规定越来越严苛，对正常贸易交往进行限制，以达到对本国产业进行保护的目的，造成了不公平竞争。”

李建军直言，当前技术性贸易措施已成为仅次于汇率和关税的第三大出口阻力，给中国企业带来了巨大损失。

李建军的观点也得到了权威数据的印证。根据商务部相关统计数据，2009年国际金融危机爆发之后，WTO成员每年新采取的技术性贸易措施多达3000多项，位居WTO各项贸易保护措施之首。技术性贸易措施给中国造成的直接外贸损失金额在2014年、2015年分别达到755亿美元和734亿美元。

贸易摩擦高发的背后

谈及贸易摩擦在世界范围内频发的原因，与会人士表示，当前世界经济形势依然不容乐观，对经济全球化的负面情绪膨胀，导致多国贸易保护主义抬头。

上述人士表示，当前发展中国家的贸易保护意识不断增强，频繁出台各类贸易保护措施。今年10月，柬埔寨国会审议通过了《贸易救济法》，阿联酋颁布了2017年联邦第1号法《反倾销、反补贴和保障措施法》，泰国国内产业界也在督促政府尽快修改已执行了17年的关于反倾销和反补贴的法律条例。

与此同时，中国在多个领域的迎头赶超也加剧了发达国家的忧虑。“随着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推进，中国产业结构加快转型升级，不仅领先于多数发展中国家及新兴经济体，与发达国家的技术差距也在缩小。”商务部研究院副院长、研究员李钢在会上如是说。

李钢进一步解释称：“以前我们的产品主要是由于存在质量问题及低价冲击而遭到贸易救济调查。如今中国已拥有较强大的产业布局及制造能力，与发达国家的竞争趋于激烈，因此贸易摩擦领域向高端产品延伸，技术性贸易壁垒成为新挑战。”“未来，中国面临的贸易摩擦可能会越来越多，所涉及的领域也越来越广。这是中国由贸易大国迈向贸易强国不可逾越的一道坎，企业应以平常心面对这种新常态，在技术、人才等领域发力，积极应对贸易摩擦。”李钢如是建议道。

以企业为核心“四体联动”冲破壁垒

面对日益复杂和高发的贸易摩擦，中国企业如何奋起应对？在日前由北京市商务委，京津冀贸促会、国际商会共同主办的“WTO与国际贸易壁垒形势培训会”上，与会人士表示，中国应对贸易摩擦，最为直接且行之有效的路径就是企业作为核心，与商务部、地方商务主管部门、商协会在“四体联动”工作机制内快速反应，密切配合，以强大合力破解贸易壁垒。下一步，商务主管部门应侧重做好贸易壁垒的预警及公共信息服务工作，企业也应不断加强能力建设，进一步提高应诉成功率。

“四体联动”打造应对利器

“四体联动”工作机制是当前中国应对贸易摩擦的一大“利器”，这已成为多位遭遇过贸易救济调查案件的企业家及相关行业协会负责人的共识。在其看来，在“四体联动”工作机制下，商务部、地方商务主管部门、商协会、企业分工合作，快速反应，凝聚力量共同应对贸易调查，成为中国在应对贸易摩擦案件时能够取得显著成效的重要原因。

作为“四体联动”工作机制的重要主体之一，商务部在其中也发挥了重要作用。会上，商务部贸易救济调查局相关人士以应对美国“337调查”为例指出，“依据‘四体联动’工作体制，商务部做了大量应对工作，主要包括指导企业积极应诉、为企业组织培训和技术研讨、提高企业应对调查能力等。”据上述人士介绍，通过四大主体的一致努力，企业的应诉意识及应诉能力明显增强，应诉率迅速提高。“2014年中国企业的应诉率仅为50%左右，2016年这一数字已经上升到了88%。同时，很多案子也取得了不错的结果。”

此外，除了帮助企业进行应诉，商务部还提前对各类贸易壁垒进行充分调查，从而助力企业更加精准、高效地突出重围，有效维护自身合法利益。

企业须发挥核心作用

作为贸易摩擦案件中的利益攸关方，企业无疑是“四体联动”工作机制的核心主体。

在北京市中伦律师事务所合伙人、律师张鹏看来，中国企业在面对贸易摩擦时所持的态度与作出的抉择非常关键。张鹏举例称：“在‘337调查’刚开始进行时，企业有时会选择不应诉等消极应对措施，最终判决结果通常会对我方不利，且判决结果可能不只针对被调查的企业，而是被适用于这一类产品或整个行业，影响面非常广。如今我们可以看到，各行业的企业都已开始积极应对贸易调查。”

在业内人士看来，“四体联动”工作体制也应在实践中不断完善，广泛吸收企业意见，汲取各级政府及商会的宝贵经验。作为这一体制的核心主体，企业应更加主动地参与其中，及时向各地商务主管部门反映情况。同时，企业也应做好贸易壁垒的预警工作，提高应对工作的主动性和前瞻性，加强队伍建设，提高整体应对能力。

“337调查”来袭中国如何接招？

随着中国出口结构升级，大量高新技术产品进入海外市场，与发达国家的知识产权摩擦亦随之加剧。在北京市商务委，京津冀贸促会、国际商会日前共同主办的“WTO与国际贸易壁垒形势培训会”上，与会人士直言，中国已连续15年成为遭受美国“337调查”最多的国家。仅2012年~2016年，美国启动的涉华“337调查”案件就达79起。由于调查节奏快、费用高、难度大，“337调查”给中国高精尖企业开拓国际市场带来巨大压力。

在商务部研究院副院长、研究员李钢看来，越来越频繁的“337调查”正是美国新型贸易保护主义的体现。“美国从自己的对外贸易法律体系中重拾各类‘工具’，以保护美国国内产业，进行经济结构调整。”

北京市中伦律师事务所合伙人、律师张鹏指出，此前，美国“337调查”的对象多为来自中国的机电产品及轻工业产品，如今通信行业正成为遭受“337调查”的重灾区。此外，涉案企业的地域分布更为广泛。据张鹏介绍，此前涉案企业多数集中在沿海省份，但从近两年的情况看，在涉案企业数量前七位的省区中，还出现了广西、河南等内陆省区。

业内人士指出，目前针对中国的“337调查”已不再局限于知识产权领域。比如在美国对华钢铁“337调查”案件中，美方指控的范围还包括反垄断问题、虚假原产地证等，这在美国“337调查”的历史上实属罕见。除了调查范围更加广泛、调查问题日益复杂，同一行业被反复起诉的现象也日渐突出。

中国贸促会研究院国际投资研究部主任刘英奎日前撰文指出，贸易保护主义是把“双刃剑”，美方也会作出全面客观评估。对此，中国应多管齐下，综合施治：既要高度重视、坚守原则，又要灵活应变、加强沟通谈判；同时，应继续实施科技创新和市场多元化战略；依据国际规则对美方的单边主义贸易保护行为进行必要的反击。

本专题稿件由本报记者刘明、王小贝采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