专家圆桌

中国外汇投资研究院院长、首席经济学家

谭雅玲

中国银行首席研究员

宗良

中国人民大学重阳金融研究院研究员

卞永祖

（排名不分先后）

韩国21世纪初便开启了第二次金融业开放，有经验也有教训，中国金融业进一步开放如何吸取前车之鉴？中国的金融监管将出现哪些升级之举？“实施内外一致的银行业股权投资比例规则”是否说明当前中国尚不具备对外商彻底放开银行业的条件？本报特邀业内权威专家，对中国金融业开放背后的风险进行扫描。

开放背后风险几何？

国际商报：韩国从21世纪初开始推进第二次金融业开放，银行业引入了海外的战略投资者，并且放开了控股限制，希望借此改善韩国国内金融服务的质量，但所引入的股东主要是投资基金，他们并不想长期稳健经营，而是想在短期内转卖获利，因此并没有达到韩国的预期效果。中国是否会重蹈韩国的覆辙？中国金融业进一步扩大开放存在哪些潜在风险？

宗良：韩国在第二次金融开放中，对外国投资者完全开放了金融市场，包括允许外资股权参与和对银行部门投资。如1998年5月韩国政府取消了对外资股权的全部上限规定，甚至允许外资的恶意收购。金融开放的范围还包括外汇交易、建立投资基金、允许外资购买公共和公司债券、允许外资进入保险公司等广泛的领域。韩国引入的股东主要是投资基金，他们并不想长期稳健经营，而是想短期内转卖获利，可以说有经验也有教训。中国应以韩国的金融开放为前车之鉴。

不过，当前中国金融业开放的条件与当时的韩国明显不同，重蹈韩国覆辙的可能性很小。中资机构近年来资产规模扩张迅速，实力较为雄厚，具有一定的与外资机构竞争的能力，并且有平稳发展的中国经济作为后盾。同时，中国在加强金融监管、有效防范风险方面也已取得较大进展。当然，中国也应关注可能存在的风险，比如大量短期资本的流入引发资产价格泡沫、成本收益失当的海外并购等。中资机构要重视从一个完整的周期评判投资的风险与收益。

卞永祖：金融全球化的一个重要表现是资本流动全球化，这在一定程度上冲击着中国经济与金融政策的独立性。目前中国资本账户开放程度有限，人民币纳入特别提款权（SDR）货币篮子后，人民币国际化进入新阶段，这也对中国资本账户开放程度提出了更高要求。根据蒙代尔不可能三角理论，一个国家无法同时满足货币政策的独立自主、资本的自由流动与汇率的稳定三个目标。中国的宏观金融政策组合属于“货币政策部分独立+管理浮动汇率+有限资本开放”，提高资本开放水平势必使中国货币政策与汇率制度的独立性面临挑战。

不过，中国也迎来了良机。比如，随着新兴经济体在世界经济中比重的扩大，越来越多的国家对现行国际金融体系中的缺陷与不公感到不满，在此背景下，中国发起并主导了亚投行成立。亚投行是首个由中国倡议设立的多边金融机构，旨在促进亚洲区域的互联互通和经济一体化进程，加强中国及其他亚洲国家和地区的合作。中国在国际金融体系中的话语权得到了提升。同时，中国在金融科技领域已处于国际前列。渣打银行和《经济学人》发布的研报表明，中国在电子支付、网络信贷与网络投资理财三个方面具有较大优势。目前中国移动市场规模是美国的50倍以上，所以中国金融业实际上已经具备了较强的国际竞争力。

谭雅玲：中国不会重蹈韩国覆辙，原因如下：第一，中国与韩国面临的要素不同。金融全球化是一种趋势，互联网技术化是一种手段，流动性过剩是一种新现象，在手段、工具和环境要素都截然不同的时代，中国不存在重蹈韩国覆辙的可能性。第二，韩国在第二次金融开放中或有高估自己的因素。这种情况在当下的中国并不存在，尤其是人民币的使用、人民币在SDR货币篮子中的影响与作用，这些都是当年韩国不具备的重要元素。诚然，中国目前也存在短期投机现象，但监管部门已经敏锐地发现了这些不良苗头，并发布了相关政策、采取了相关措施，这些都对保障金融市场安全起到积极作用。

银行业外资准入需谨慎全盘考虑

国际商报：在此次金融业进一步扩大开放的各项表述中，对银行业开放并不像其他几个行业一样规定了外商投资比例限制放宽至51%的时间节点，而是“实施内外一致的银行业股权投资比例规则”。对此您如何解读？是否说明当前中国尚不具备条件对外商彻底放开银行业？

宗良：实施内外一致的银行业股权投资比例规则能够促进内外资金融服务加快发展。对外商投资限制的放宽，有益于引资、引智。银行业开放是一个逐步的过程，其基本原则是准入前国民待遇加负面清单。银行业不作具体的比例限制,充分说明银行业自身总体运行稳健、公司治理体系日臻完善，具备了放开外资持股比例限制的条件，也是中国大型银行已跻身全球最大银行之列、具有较强市场竞争力的重要体现。未来银行业开放的重点在于保障股份出让公允定价，有效推动银行公司治理机制和银行业的良性竞争格局。当然，未来落实取消对外资持股中资银行比例限制的政策，还需要相关机构制定或修订相关法律法规和具体条例，其间还会涉及到相关部门之间的沟通协调。

谭雅玲：当前中国银行业正处于改革关键期，开放程度直接关系着国内金融市场安全。2004年8月汇丰银行入股交通银行，成为当时行业内的重磅事件，此后多家中资银行的股东列表中逐渐出现了外资身影，如瑞银集团入股中国银行、花旗银行持股广发银行等。但在全球金融危机爆发后，外资放缓了进军中资银行的步伐，甚至部分已入股的外资出清中资银行股份，如西班牙对外银行出清中信银行股份等。可以说，在此前的中国银行业开放进程中，外资普遍短期化存在，股权机制的临时效应已经显现，加之金融危机加大了中国需承担的国际义务，因此放宽银行业外资准入限制需谨慎全盘考虑。

开放与监管需齐头并进

国际商报：在金融业开放加快的背景下，中国如何保持国内金融市场的稳定？未来中国将从哪些方面加强金融监管改革？

宗良：中国加快金融业开放步伐，对国内的金融业势必会造成一定程度的冲击，保持国内金融市场的稳定至关重要。

一是提高风险预警与处置能力。金融业要深入排查各类金融风险隐患，适时开展压力测试，动态分析可能存在的金融风险触发点，及时锁定，及早预警。对已暴露的风险，处置时要稳妥有序，加强疏导，避免因处置不当引发新的风险。

二是加快自身体制机制改革。外资进入金融业，未来中小银行、证券基金或面临着被并购的可能，外资股东的加速整合也将对中资金融机构造成一定程度的冲击。金融业应加快自身体制机制改革，提高对风险的应变能力，提供更好的金融服务。如果能直面挑战、加快创新，中资机构将迎来提升和加快发展的新机遇。

三是金融监管改革的步伐应跟上金融业开放的步伐，为新形势下金融开放营造良好的发展空间。要始终坚持审慎监管原则，确保金融体系稳定，防范系统性金融风险。根据金融业整体风险状况及监管需要，在必要时可以适当调整境外金融机构作为发起人或战略投资者的相关条件，以保障国家金融安全和金融利益。

四是推动实现两个“对等”。第一，实现内外资一致的银行业股权投资比例规则。通过改善国内的营商环境、优化相关政策法规，使外资金融机构享受国民待遇，通过良性竞争促进银行业的繁荣发展。第二，实现双边的“对等”。在兑现中国扩大金融业市场准入的过程中，要借助各类双边对话，达成双边金融开放成果，呼吁对方国家或地区扩大其本土的金融业准入条件，使得中资金融机构在当地也能享受国民待遇，实现双边的共赢。

卞永祖：首先，中国应加强金融监管部门的统筹协调，防范系统性金融风险，增强抵御经济波动和外部冲击的能力。充分发挥现有国内国际监管协调机制，如金融监管协调部际联席会议制度、金融稳定委员会等的作用，统筹协调跨境与国内监管、“一委一行三会一局”监管、中央与地方监管，还要与网信办协调金融信息的监管，以及与财政部协调地方债监测等；坚决治理金融市场乱象，严厉打击违法违规和腐败行为，有效识别金融风险的滋生部位，实时监测及时预警，阻断风险的发生和传导扩散。

其次，将支持实体经济作为金融发展的根本落脚点，打通资金流向实体经济的通道，提高资金的使用效率。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推进价格机制改革，深化金融体制改革，包括利率市场化改革、汇率市场化改革等，推进国企改革，打破政府对国有企业的兜底行为。

再次，既要借鉴国际发展经验、对接国际标准，又要建立“中国标准”，增强中国金融体系的开放程度和国际影响力。运用信息科技和智能技术，打造先进、稳健的支付体系；在共享国内资源的基础上与国际支付清算系统形成对接，实现内外标准统一和互联互通。

最后，积极参与全球金融治理，成为国际金融规则的制定者。继续推进现有国际金融机构如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世界银行的改革，充分利用区域性的金融合作机制，如金砖国家开发银行、非洲开发银行、东亚及太平洋央行的合作机制等，通过积极参与、增加出资比例或援助等方式，提升金融话语权。

谭雅玲：监管的原则是适宜和适合。中国当前实施分业监管，但机构所推出的金融产品都是混业产品，这直接加大了投机风险。金融监管要强调专业化、资质化和国情化。